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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木民间信贷崩盘去年下半年约200名集资者出逃

发布时间:2020-03-26 18:19:57 阅读: 来源:电阻器厂家

2月3日,陕西神木。随处可见保时捷、宾利、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从街道上驶过。

“坐这车的不全是有钱的老板,也可能是个随时跑路的负债户。”出租车司机杨万林对此没有了从前那种羡慕的神情,一年前,他将自己的两万元放在典当行吃高息,但现在,本金被开着豪车的人赖着不还了。

这是一座原本贫穷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城,但地下有着储量超过500亿吨的侏罗纪煤炭。过去10年间,金钱像是被使了魔法一样,顺着运煤车的路径呼啸而来,几乎是在一夜之间,神木的富人的数量和他们的资产激增。

2008年,神木县迈进全国百强县之列。2012年,神木GDP超过了1000亿元。而从2009年起,神木县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的推动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,神木一时风头无两。

能够摆脱贫穷的金钱奔涌而来。与温州、鄂尔多斯一样,神木成为中国民间游资最集中的地方之一。但很快,伴随着民间借贷勃兴,金钱变得像是与富裕的终点背道而驰。

从2012年年底以来,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,让公众大为紧张,“跑路”效应似乎正在神木扩散。还陆续发生一些集资人的自杀事件,而“房姐”龚爱爱遭举报一夜成名,也和神木2012年年底以来的民间集资潮崩盘有关,龚曾因此自杀未遂。

近半年或有200人出逃

从2011年,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发生时,神木的上千家地下钱庄危机四伏。只是,神木的民间集资潮崩盘,支撑到2012年下半年以来集中爆发。

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寒冷的下午,51岁的张英决意要毁灭自己时确切的心情。在2013年1月23日之前,这位“处人不错,也很有素质”的警察,时任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,曾在神木县孙家岔派出所任所长。

张英的尸体被当地群众在神木县城附近的火神庙沟发现。神木警方随后称,张英“死亡原因初步认定为服毒自杀,初步认定为‘自杀’,其自杀原因正在调查”。

时代周报记者综合多渠道消息获知,张英“近段时间情绪较为低落,自身有信贷纠纷,经济投资失败”。多名知情者称,张英开设了一家典当行。在近期席卷神木的信贷危机中,张英至少放款1000万元。此外,他的投资额有数千万元,在内蒙古参与“明盘”(即露天煤矿)的开挖,但他“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了”,生意也失败了。

消息传出,舆论哗然。在此之前,2012年12月12日,52岁的神木人武安祥在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割腕自杀。和他交往很好的朋友称,武安祥身后留下了1500多万元的外债,其中一部分钱是从亲朋好友处借贷来的,这些钱到哪里去了?目前没有明确的债务人。

从2012年7月起,神木县最受信赖的集资大户的贷款越收越少,对“下线”们的利息支付能力逐日减弱,最后直至中断。按规矩,“下线”的利息一般三个月就要结算一次。最先预感到危机的是坐在金钱堆上的这些集资大户,他们企图稳住金融地震,但人们对民间集资崩盘开始了揪心的恐惧。

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神木县。集资链条上的人们最急迫的,是找到凝聚着自己血汗和生命的钱。

实际上,风暴已经酝酿了近两年之久。当地商界人士一致认为,这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,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,从风暴的起点,厄运也跟着潜入到了邻近的神木县。因为体量庞大的神木民间资本,有好大一部分流向了内蒙古。

救不出自己的本金,即使最冷静的人也会觉得惶惶不安。饭店里,人们聚拢一起,窃窃私语,唉声叹气;许多村庄里,人们面带忧愁,魂不守舍,等待一个谁也说不清的灾难的降临。

在那些大、中集资户人的家里,常有头面人物模样的人神秘出出进进,后来,一波波的讨债人流,卷走了屋子里的一切值钱的财物,汽车被一个人开走,另一个人却抢到购车手续。一些狂怒的讨债人将集资者抓为人质,逼他们交出欠款才罢甘休。

2012年7月以来,面对蜂拥而来的债主,神木的一些参与民间借贷的老板或融资掮客纷纷“跑路”的故事被人不断传开。这些“跑路”者一夜之间不知去向,身上欠着上千万到数十亿不等的民间高息融资款项。

“谁也没有统计过全县究竟有多少人跑了。”神木县锦界镇的一位刘姓村民介绍,在这场风暴中,一些没有出逃的,有的甚至走上了绝路。“半年内我了解到神木县已经有五六个人非正常死亡”。

神木县一位开过典当行的负责人称,近半年来,估计有200人出逃,近百人被刑事拘留。因非法集资的涉案金额超过百亿元。

民间资本市场一片肃杀,人人自危。号称神木县“集资大王”的刘旭明、乔秀峰、刘国林、王凤义等人先后“跑路”。神木县城内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关门,灾难也随之爆发。

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十多人到一些关门的小额贷款公司讨债的场景。在锦界,路边停放着几辆落满尘土的丰田普拉多、路虎汽车,上面写有“转让”字样,这些都是因借贷纠纷被债主扣押来的。一些出售抵债房屋的信息贴满了街边的广告栏。

而对于一些老板要“跑路”以及张英等人“自杀”的原因,当地传言最多的就是,在神木的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吸揽一些权贵的资金,被公安抓了,他们也不敢说到底借了谁的钱,因此还不上,又被人跟着跑不掉,只能“跑路”或以死了断。

投入万元“分红”千万

一个老板动辄出现几十亿元的高利贷黑洞,目前,涉及神木县民间金融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?流到集资大户手里的巨额资金,而后又流到哪儿去了?那么多人为什么行动如此一致地被卷入民间借贷潮的?

黄土和沙漠里长着矮小的灌木,不时有刮起的大风。10多年前,神木还是一个全国贫困县,唯有在梦中,人们才是富有的。可是突然间,梦幻变成了现实。煤炭所带来的巨大财富突兀而来,让这里的人有些措手不及。

从2003年起,煤炭产业开始了延续十年的“煤超疯”场景,神木县所处榆林地区高热量煤的坑口价格从每吨50元的煤价开始噌噌上涨,于是“全县三分之一的人口变得特别富裕”。

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,一夜之间成为坐拥亿万资产的煤老板。一个大老板坐着豪车去北京301医院看病,光偷偷给医务人员发红包就发了100万元。看着别人摆阔挥霍,让其他一些人激起从未有过的欲望。

这时,社会上蹿出了一股集资炒卖煤矿之风。神木县先后出现了多位神秘的人物。他们坐在家中,通过手机短信传播,金钱就会从年轻人的摩托车上,老人的手提包里,企业的账本上,像涓涓小溪汇聚成千万、成亿元地流到他们的身边。

炒卖煤矿都是高负债进行,挑头者除了自己拿自己的钱去赚钱,还拿别人的钱赚钱,借银行的信用借钱,借民间信用借钱。

2006年前后,煤炭价格疯涨,一个煤矿的价值从三四百万飙升到十多亿元。三年前曾投入了一万元入股炒煤矿,当年的股份的“分红”高达1000万元。

但是,这种快速“繁殖”金钱的机会越来越稀缺,当时普通人要想再入股煤矿根本没有门路,一些有背景神秘的资金将小额股份挤出。

对此,神木县某煤矿一位股东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,当时在神木,入股煤矿,全要靠特权、关系,而县里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用他们亲属的身份,通过权力的影响,参与煤矿的分红。

时任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兴城支行主任的龚爱爱权力很大,众多煤老板求她贷款,都会按神木县的“行规”,比如贷款500万煤老板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“回报”。因而,在早年时神木县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赚得盆满钵满。

2008年后,神木的民间融资渠道出现公开化的趋势,遍布神木县城大街小巷的“典当行”、“担保公司”发展到顶峰时有近千家之多。

这些“地下钱庄”的主要作用就是为煤矿老板融资。作为民间资本开放带来的便利,县城一些商人和普通人也开始可以通过这些民间金融平台进行投资,这些民间金融平台有了自己行内的收款、放款的利息标准,大致为“收款月息2分5,放款月息3分5”。从中赚取利息差。

巨额的煤炭红利,一方面让神木人持有的货币量十分惊人。当年据估计民间资本的总量在300亿元以上,这么多的资金需要找到一个安全、简洁和有回报的出路,另一方面资源的开发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,现金奶牛—民间金融供给就越来越多。

由于民间融资渠道过分发达,有人估计,从事民间融资的掮客也能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。

房姐也做“典当行”生意

民间游资是向高利率的地方流动,利率越高,流速越快。这就是神木民间金融迅猛发展的基本原理。

而2008年,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神木煤矿的价值开始随煤价的下跌出现缩水,神木的民间游资开始寻找新的高收益项目。

据当地一位民间融资掮客介绍,占60%的神木民间游资,一部分难抵内蒙古鄂尔多斯月息高达4-6分的高息诱惑,流向借贷大潮中,吃利息差;另一部分则流向鄂尔多斯、乌海两地的“明盘”中。

“明盘”是指以灭火工程、河堤工程以及农田基建为由,变相开挖埋藏较浅的地下煤,属于一种盗采国家资源的违法行为。其投资回报率高达六七倍。不过开挖“明盘”必须有当地深厚官方背景。

最早挖明煤的人出自神木县的锦界镇,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实例是,一位杀猪匠到鄂尔多斯闯营生,一年后却开了辆奔驰S600回到村上,就是因为挖“明盘”而快速致富。随后当地人一窝蜂地涌到鄂尔多斯和乌海,随同他们的还有露出疯狂的民间融资。而这些北上的民间游资果然没有失望,在短时间里获得了25%-50%月息的巨额利息,制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异象。

据了解,从此以后,在神木,民间信贷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首选理财方式。因为银行、信用社的利率基本是民间借贷利率的三分之一。

由于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存在较大利差,一段时间里,甚至出现了银行资金流入地下钱庄的现象。每个人包括收破烂的人都想从银行贷款。“把银行的钱贷出来再借给典当行,能赚不少,这是傻子都能看明白的事。”

据媒体报道,2010年1-9月,神木县金融机构有存款规模连续数月下滑,比2000年以来平均增速降低19个百分点,比2009年同期少增51亿元,存款首次出现滑坡现象。经查系“地下钱庄”高息吸收大量居民存款,其中大部分资金被集资老板拿到北内蒙古的“明盘”开采。

最近被中央媒体曝光的“房姐”龚爱爱也卷入“典当行”的生意,她一边已是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,一边又是民间融资者的身份,许多人都愿意将资金放在她手中,用于放贷。

有接近龚爱爱的人士称,龚爱爱用假名买下商铺、房产,抵押给银行,获得银行贷款后再通过自己的典当行放债,或运作新的融资项目。

而神木最受人信赖的“集资大王”有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,商人刘旭明、乔秀峰等人,其实,在他们“跑路”之前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每人拥有四五部豪车,且车辆总价值都超过千万元,这样的形象非常有助于他们从事的“副业”—集资。

30岁的神木人刘旭明,在他的事迹中,拥有内蒙古神泰矿业集团董事长、乌海中山矿业集团董事长等职位,他出资200万人民币创建旭明基金,资助神木贫困大学生,这就让贷款给他的人没有怀疑他什么的余地。

自从这种使双方都有大利可图的金钱的游戏后,乔秀峰开始在内蒙古和青海有了煤矿生意,神木很多人传言,乔秀峰陪乌海的政界朋友来回打“飞的”赴四川吃火锅一次消费8万元的豪举,这使得乔秀峰在民间融资信誉度很高。

其实,在张孝昌“跑路”之前,神木当地许多人感觉将钱放在他那里最安全。这位原是加工金银首饰的工匠,从2010年开始涉足民间融资,据说他用民间融资来的资金购买了大批黄金、白银。存在当地工商银行中。“因为他的黄金白银在银行那儿,把钱交给他跑不了”,所以据说张孝昌的融资规模超过40亿元,连龚爱爱也经手给张孝昌贷款1.2亿。

2012年12月1日张孝昌崩盘“跑路”的前一天,还有西沟的人给他送来了800万元。连张孝昌这样的人居然都要“跑路”,神木才感到风暴的来临。

“明盘”投资风险大

当地熟知民间融资的多位人士一致的说法是,造成神木的民间借贷潮崩盘的主要原因是,2012年初,煤炭市场火爆不再,煤炭价格回落到每吨300多元,煤炭积压成灾。离神木不远的“煤城”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,大批淘金者血本无归。

在鄂尔多斯、乌海两地,有人说原来分布着神木民间融资运作的26家“明盘”,但当地政策突然紧缩,只留下7家。

“明盘”投资风险很大。因手续不全,或者政策不允许,经过多番击鼓传花式的炒卖,煤价下跌后,高位接手者挖不回来成本,没法开采,只好停工,涌入这里的资金被深深套牢。“投资几亿的项目一旦停下,高利贷利息就会迅速滚为上亿元”。

事实上,依靠民间借贷融来的游资,很难保证“明盘”所需资金稳定运转。民间游资一旦嗅到市场上的风吹草动,便会快速抽逃,最终是资金链断裂,实体项目无法正常运转。

“庞大的民间资金市场被一大批脑瓜子稍稍灵活一些的文盲、半文盲经营着,能不出乱子吗?”榆林市一位研究民间金融的学者评价道。

“全县很多大中集资户,没有一本正规账。10多亿元的发生额度,在他们的纸片上,本子里,脑袋中,这些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,横冲直撞,四处漫溢,根本无法获益。而发生了的资金被身边人抽走上亿元事件,他们竟一无所知。”上述学者对此颇为不解。

神木民间借贷资金投资失败的例子还有:投资新疆某煤矿,却因受制于交通,产煤运不出去;青海的高海拔的山头上,装载了满车煤炭的车辆在稀薄的空气环境下无法启动。

早在一年前,有神木的政府官员曾对外界自豪地讲,神木民间有近500亿的闲散资金,游走在资本市场之外,政府努力在引导这笔资金的投资,让其发挥资本效益。

有人推算,神木这笔500亿的民间资本加上民营企业资金及其他资金近1000亿元,目前可能已经蒸发掉近2/3。除过经济损失,更关键的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,“谁也不相信谁了”。

据介绍,2011年,神木法院全年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679件,但2012年,神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上升到3000余件,预计,“今年还会更多”。

2月3日晚,夜幕渐渐深浓。锦界镇开典当行的杨金牛的家被讨债者洗劫一空之后,20多天前,六七位男女讨债者这才想到杨的房子的重要性。他们便轮番日夜看守着这座房子,生怕它被其他的讨债者变卖了。

“我的上线,它叫王瑞,他也‘跑路’了,他拿走了我们10个同学的3.5亿元,我被他骗走了1500万元,这些钱都是亲戚串亲戚筹集来的。”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年讨债者说,“现在不敢给下线知道内情,一年垫付的利息300万元,我快要撑不住了。”

“让很要好的同学骗了,有钱的让没钱的骗了,有文化的让不识字的骗了。究竟谁骗谁呢?全都是自己骗自己。”这名讨债者用绝望的声调哀告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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