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信社改革三忧-【新闻】都柿

农信社改革三忧

截至目前，8省市农信社改革试点均成立了省级联社，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开始好转。到今年6月末，八省(市)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下降293亿元，不良贷款率平均为13.5%；实现经营利润14.4亿元。然而，错综复杂的农信社改革，并未铁定从此踏上坦途，8省市农信社改革实践中仍然存在若干共性问题。 改革主导行政化 从首批试点的8省市实际运作看，推进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，无一例外都是由省级政府强力主导，银行业监管当局、人民银行协同筹划和组织实施。大至全省（市）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、产权制度的选择、组织形式的定夺，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、清产核资方案、注册资本额度、各类股东入股比例的确定，均由上级决定，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，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，更甭说提出合理建议与要求了。轰轰烈烈、大张旗鼓的改革，对于全国农信社60多万员工而言，只不过是被动的服从和执行而已。 所谓鉴往知来。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试点要想功德圆满，当须淡化行政主导，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。 改革目标短期化 概而言之，国务院国发[2003]15号及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[2004]66号文件，为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确立的目标有二。一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，重构管理体制，明晰产权关系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；二是增强为“三农”服务的功能，加大金融支农力度。用周小川行长的话说，就是“坚持商业化原则”，“真正达到‘花钱买机制’的效果”。 回顾一年来的改革试点实践，令人平添几分担忧。因为，在实际操作中，上述改革目标已被简化为“早日拿到和兑现专项央行票据等资金支持政策”。 改革目标短期化，必然导致操作行为短期化。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，行政推动，层层加压，侧重宣传入股的好处，少谈或不谈入股的风险，在很短时间内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增资扩股“运动”，最具代表意义的吉林省甚至创造了日均扩股逾1亿元的奇迹。而在增资扩股任务过大的地方，股金存款化，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秘密。 如此近乎饮鸠止渴的短期行为，岂不令人忧心忡忡？难道为了兑现央行资金支持政策，值得拿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，甚至拿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作赌注，来与中央博弈吗？ 法人治理机关化 按照国发[2003]15号文件规定，在新一轮改革试点中，农信社改革产权制度、明晰产权关系后，“不论采取何种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……都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建立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相制衡，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”。 但是，实际情况委实不容乐观。公开报道显示，8个改革试点省市农村信用联社的理事长（法定代表人），此前均系省市政府副秘书长，不排除有的省市联社主任也来自省级政府，而非省级政府官员改任的省级联社主任和副主任，则分别来自人民银行、银监局。 对于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高级管理层的这种安排，笔者毫不意外。毕竟，改革后，农信社的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，但问题也出现在这里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有权部门心照不宣，县级联社的高级管理层、尤其是理事长（董事长）和主任（行长）的配备，事实上主要是由当地政府拍板的。直接派政府官员担任理事长（董事长）和主任（行长），即地方政府惯常称谓的“一把手”、“二把手”，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，而且似乎还呈蔓延之势。 看来，地、县（市）政府把县级联社（农商行、农合行）当成政府机关了。怀着这种想法推行农信社改革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预期目标，大概难以实现。 由是观之，学界担忧新一轮农信社改革难免“种瓜得豆”，还是很有些道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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